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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——近日,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北京“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(2015)年会”,一起求解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。

经济学家:教育“均值”高“方差”小所以杰出人才少

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从“方差”与“均值”的视角对“钱学森之问”做出回答。

“首先是均值高。中国教育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成效,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。”钱颖一先举例说,在超市的收银台、银行柜台、医院挂号收费、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、规律性、大规模的操作上,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。“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,教育的成绩不可否认。”

但是,“方差”小。钱颖一解释道,简单说“方差”小就是尖端人才少,杰出人才少。

钱颖一指出,如果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,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,个性发展受压抑的话,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减少。所以“方差”小,可能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“方差”小,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了。

钱颖一提醒说,“方差”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,当经济水平处在低收入阶段,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,人才“方差”小,无关大局,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。但进入中等收入后,当需要创新发展时,“方差”小的后果就严重了。

教育学家:“过度行政化”影响大学创造能力

“过度行政干预是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,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诱因,严重影响大学的创造能力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项贤明如此回答“钱学森之问”。

项贤明认为,学术权力形成的基础是学术组织自身的学术水平,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权威,运作逻辑和行政权力不一样,它是平行的。导师说的不一定比学生对,教授说的不一定比讲师对。而行政权力最后的逻辑是层级的。

“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大学教授的官僚化,影响了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队伍的建设,这是对大学最严重的伤害。”项贤明说。

对此,民进中央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呼吁,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要简政放权。要改变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对管理的具体入微,过于琐碎的现状,尽快建立管理的新体制,把过程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。比如取消全国统一的文凭颁发制度,学校直接颁发学位证书,学校直接颁发证书,对自己的办学质量负责,并接受社会和评估部门的监督。

哲学家:培养杰出人才首先要加强人文教育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、作家周国平把教育的核心归结到“人”上,并呼吁加强人文教育。

“人文素质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之一,社会转型的困难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民的人文素质偏低。”周国平建议,改革政治思想教育,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教材,发掘其中的人文精神。

“如果说教育在知识和能力上是均值高,方差小,那么在素养和价值的培养上,则是低均值,高方差。”钱颖一说,从反腐中暴露出的触目惊心的问题可以看出,很多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,智商很高,人格低下。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,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“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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